四川双流棠湖中学外语实验学校 “五•四”运动时期，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引入中国以后，学界通常把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的朝代更替史称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史，并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就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历经近三千年才消亡的原因进行着不懈的研究，论者前驱后继，论著不断呈现，且至今不衰。
其实，中国古代弃分封而为郡县，秦以郡县立国至清二千多年，跟典型的欧洲封建社会是大有区别的。中国的地主不是欧洲的领主，一般而言，地主受郡县官吏管辖，他们主要是以土地所有权者的身份而非官家的身份雇佣农民收取地租的，而领主则更多是以直接政权管理者的身份占有土地并雇佣农民收取地租的，地主和领主在地位上并不等同。因而，说中国封建社会之长，倒不如说中国郡县制封建社会或郡县制社会之长，则更为恰当。
始皇立国，郡县初成，汉兴分封诸王，是历史的倒退。但随着吕后诛异姓王，文景时期灭同姓王，武帝后中国的郡县制社会以儒家学说为统治思想，从此郡县制再没有因王朝的更替而有所动摇。历二千多年，直至辛亥革命，郡县制社会才宣告终结。如果不是外来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欧美列强的侵入，中国的郡县制社会只怕还会延续一二个朝代也未必可知。
于是学者们纷纷探讨，郡县制于中国，何以能延续二千多年呢？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原因是小农经济的社会形态太稳固了，无论是游牧民族统治的朝代，还是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经济扩张，都动摇不了它的根基——这方面论著很多，涉及面广，笔者学识有限，不敢妄谈。本文只想就近年来有关论者将中国郡县制社会之长的原因归罪于儒家学说并痛而斥之的观点，谈一点个人的浅见。笔者认为中国王朝更替，终至腐朽不堪而亡，其过不在孔儒而在清谈，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历史的教训，的确值得后人好好总结。
有一篇论述是这样指责的：“儒家的上位，才是使得华夏民族走上了破坏中华原生文化的歪路邪路，使得华夏民族在公元后第二个千年(1000-1999)中多次饱受外族侵略带来的奴役统治并发生无数次屠杀惨祸的潜在原因（女真、金国、蒙元、满清、八国联军、日本……）！”（引自叶洛鑫2014年6月11日的《批判儒家》）该文随后举例还有唐玄宗用孔儒造成安史之乱，终结了盛唐；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宋朝，开创了“儒学文人”乱国祸国的历史恶业；侵华日酋们对灭亡中国信心百倍，因为当时中华还有无数“乞丐哲学”喂养出来的“儒生”充斥社会……
实在没继续引述的必要了，叶先生们似乎认为中国自宋代以后的国势衰弱都是儒学造成的罪过，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关于天下兴亡，学界有一句简约的话是这样概括的“汉亡于外戚，唐亡于藩镇，宋亡于外敌，明亡于党争”。由此反推汉唐宋明，又兴于什么呢？
汉的最强盛期在武帝时，正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把儒学推至最高地位，汉也因此而兴。唐的最繁荣时期在开元、天宝年间，究其源在唐初定五经正义为科举取士之本，这才有了唐王朝的兴盛。宋初采取中央集权政策，一方面是权力的高度集中，法家有为（如王安石变法等），一方面是强化科举考试，儒学大兴（如宋名士辈出、理学大成），宋的前期，无论经济、文化强盛都达到了不逊于盛唐的高度。明承宋制，中央集权近乎于专制，科举取士成了唯一的进阶之途，明前期的强大以郑和七下西洋可证。汉唐宋明,中国郡县社会的这四个主要朝代,包括后来的满清王朝,在文化管理上,其实施的统治思想基本上都是儒家思想,而这些王朝的前期都是相当强大的,社会经济都高度发达。
历史是一个双面镜，有兴必有亡。而上述王朝是不是都如某些论者所言亡于儒学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就某一王朝的灭亡而言，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矛盾等诸多因素，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肯定是不对的。但一篇短文章，不可能论及全面，就只能依题论事了。此单就士子参政而言，上述王朝的灭亡，确乎都有一个共通的现象，就是王朝末年士人的崇尚清谈。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熟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老庄，今之清谈孔孟。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政之大端一切不问，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心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清谈之风始于汉魏之正始年间，盛于西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东汉末年，董卓乱朝，之后三国纷争，魏灭蜀吴，晋夺曹氏天下，士人于乱世间，纵谈玄学，诚不得已；而后晋有八王之乱，老庄清谈之风更盛，也是情有可原；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士人全不理国家民生，不务实干，一任谈心性、道玄理，这社会更将如何乱下去就可想而知了。
隋统一天下，首开科举，实为正风气的壮举，纳知识分子于政，这才是治国的大道。但凡事总有两面性，科举取士本为寻求人才，而一旦取士只以明经为本，这社会则走向反动了。而造成唐之后，宋明清取士只以四书儒经为准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在此就不能不谈到王朝末期的“党争”了。
中国王朝有党争之史，最早可追寻到汉末的钩党之狱，随后有唐末的牛李两党，宋末有什么洛党与蜀党对决等等，而明代末年的阉党与东林党就更是战斗惨烈了；清末王朝气数殆尽，其党争已成强弩之末，连抗争的力气也没有了。
考查历代党争之激烈都在王朝末年，而唐之后不再如汉魏六朝大谈老庄玄理而是清谈孔孟儒学，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一是王朝末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激化，土地兼并也达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地步，农民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二是唐宋明请，儒学占绝对统治而不可动摇的地位，非但老庄玄理不能与之争锋，连盛极一时的外来佛教也不能与之争位，士人便只好各自在孔孟之学里去寻找为自己一党说话的依据了。魏晋玄学尚有哲理之思，只在孔孟儒学中去寻章摘句，实在是等而下下之事。
明末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有言：“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从言论看，东林党人是绝对正统的儒家之徒，貌如堂堂君子。可行起事来却不同，明末国库空虚，辽东缺饷，在战争吃紧之际，东林党人只顾自身眼前利益，反而废除工商税，却指责辽东将领作战不力。废税节流流于道德说教，不开源而徒有空言，这是明亡的最大教训，所以才有顾炎武的痛斥。
王朝末年，阶级斗争已趋白热化，士人在统治阶级内部，或为既得利益者代言，或为王朝的前途担忧而作愤激语，两派各拧成一党，都在孔孟儒学中寻找理论依据，可一当面临现实的棘手问题又开不出济世的药方，争来争去全成了空言无实用的东西，这该怪谁呢？儒学本身其实是担不起这个责任的。即拿“五•四”运动的砸烂孔家店来说，那是特定时期的文化反思，不能因此反思就把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停滞归罪在传统文化上，甚至为“文革”时期的破“四旧”运动翻案，更是历史的倒退了。
孔孟之学，归根结底无非以伦理定社会等级，尚行君子仁义之道，大守孝悌本分之理，民需衣食足国家方安稳富强，这在现在的任何社会形态里，都是可行的国策，何来怪错之有呢？当然，话又回头讲，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指责说，中国历代王朝的更替，都是亡在清谈上，这也未免武断而不知常识。凡一王朝之更换，原因总是多方面的，要求最根本的原因，前面所言汉之亡于外戚，唐之亡于藩镇等说法，或许更合历史的事实。
总之，中国郡县王朝虽不时更替却历二千多年才亡的原因，其过本质上讲绝不在儒，而其中一部分过错的确应当算在那些清谈士人的身上，这是有所依据的。正因为王朝末期的清谈之士言儒而行悖儒之事，才造成了后人对儒学本身的怪罪与指责。这就好比错不在科举而在考试内容上一样，我们决不能因为八股取士只能以经书为准就否定了科考本身。此点看法，仅为个人浅识。末了补充一句，本文并非是说儒家学说就一点不能责备，笔者只是想强调中国郡县制社会奉儒学为统治思想，功大于过；不然，世界古文明唯中华民族能一脉传承而至今不断，就是不可理解的了。
（审/朱晓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