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全面的经典教育 是造就“全人”的可靠保证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四级”教育体系解析
何谓教育？西汉许慎《说文解字》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古今中外的教育都是由三个方面所构成，一是家庭，二是学校，三是社会，这是三种不同环境中的教育，其中学校教育尤为重要。教育说到底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它担负着塑造人的完美人格和高尚精神世界的基本职责，使人成为符合社会所需要的人。
纵观人类的教育史，不少杰出人物对教育都格外衷情，并倾尽全力去研究和实践。从中国古代第一个教育家孔子，到现代教育家陶行知，从古希腊的哲学家、教育家苏格拉底，到前苏联的教育实践家与教育理论家苏霍姆林斯基等，他们对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后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比如，孔子提出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志道”、“宏道”的仁人志士，他认为“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君子”、“圣贤”及“大丈夫”。荀子的教育思想则表现出一些新因素，他提出的“性恶论”，在中国教育史上开创了与教育“内发说”截然相反的教育“外铄说”，促进了教育理论的发展。被誉为“现代师表”的当代教育家陶行知，其教育理论的核心是“生活及教育”。苏格拉底对教育的贡献是对话式、讨论式和启发式的教学方法。19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赫尔巴特的贡献是试图揭示教育、教学的规律，他深化了教学研究的内容。苏霍姆林斯基最集中最深刻的教育观点，就是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社会进步的积极参与者”。这些经典的理论，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有效的指导了几千年来的教育。其实，教育是一项极其复杂、极其系统的工程，它的综合性很强，它囊括了多方面的价值取向，不但要靠全社会的支持，更要靠系统的切实可行的教育理论的支撑，才能培养出全能的符合历史潮流的人才，绝不是靠单一的某一经典的理论所能凑效的。特别是在当今，世界朝着政治多级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以知识为主导，以高新科技及其产业为基础和支撑的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世界范围内综合国力的竞争变得日趋激烈，这种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作用于知识的载体，必将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高度重视并着力培养符合新形势所需要的人才，已经成为国际潮流。要想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使之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尚贤重能，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全能的人才队伍，这才是当今教育所面临的并急需解决的问题。
但是，人的一生可塑性是很大的，且处于各个不同社会层面的人，各个时期，各个年龄段的特性都各有不同，其教育方式和教育手段，都要有所变化，有所侧重，这个变化和侧重又要符合教育的基本原则，要找到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方式，培养出符合国际新形势发展所需要的顶尖人才，这绝非易事！成都双流棠外办学十年来，严格以校训“仁、德、志、譞”为指导，坚持“开放、民主、求实、创新”的办学思想，并以“六会一长”（会做人、会求知、会生活、会健体、会审美、会创新，有特长）作为育人目标，同时一开始就在如何培养国际新形势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上，在教育的系统性、完整性、可行性、超常性等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研究，并根据学校“四部办学”的特点，最终确立了系统全面的经典教育体系，使学生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根据各个年龄段的不同习性，不同特点，受到系统的、全面的、科学的、循序渐进的、卓有成效的全方位的深层次的教育，这就是：幼儿园——养善益智，小学——明理好学，初中——厚德持义，高中——育贤培元。贯穿整个教育体系的核心是“仁”，教育培养人的终极目的，是实现古圣先贤所追求的“内圣外王”的最高境界，这是一个人的人格理想与政治理想的完美结合，是国家当今乃至永远所需要的“全人”。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崭新的尝试，更是一项动人心弦的壮举！
养善益智——夯实纯正的根基
国学大师熊春锦曾将人生划分为六个阶段，并指出各个阶段应把握的重点，即胎婴养虚，幼儿养性，少年养正，青年养志，中年养德，老年养福。棠外正是牢牢把握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幼儿、少年和青年这三个阶段，充分地对他们进行系统全面的有效教育与培养。
教育首先应从幼儿着手，古人所说的“童蒙养正”就是这个意思。幼儿教育是启蒙教育，启蒙教育实际上就是让人一生下来，就沿着人生的正确轨道行进，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古人十分重视幼教。《颜氏家训•教子篇》说：“孔子云，‘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是也。俗语曰：‘教妇初来，教儿婴孩。’诚哉斯语。”为什么要“教儿婴孩”呢？因“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他解释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故须早教，勿失机也。”《颜氏家训》进一步解释说：“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这非常科学地告诉世人：人在幼少的时候，思想非常纯洁，没有受到污染，故精神集中，注意力专注，且记忆力特好，可塑性极大，“染于青则青，染于黄则黄”，故对子女的教育，一定要从孩提开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良机；而长大以后，思想就复杂起来，行为自然松散，贪图安逸生活，教育质量就会大大降低。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幼儿教育比其他阶段的教育更为重要。
幼儿教育在根本上应抓两个字：一个是“善”， 一个是“智”。
“善”是人的命脉，是人的灵魂，是人的本性。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也有人说“人性恶”。幼儿时期，虽不存在什么善与恶，但其纯真无瑕这是肯定的。“纯真无瑕”就是人们常说的“善”，我们就是要千方百计将这个“纯真”稳定下来，并尽可能地保持下去，这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善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也是社会发展，社会进步最基本的动力。没有善，社会就会漆黑一团，人类最终会毁灭。
善并不神秘难辨，并不深邃莫测，也不是髙不可攀，因善来源于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利关系，这种互利关系包括亲属间的抚养，经济活动中的分工合作，合力防御灾害以及感情的抚慰和思想的交流。可以这样说，凡是作了有利于他人，或有利于社会的事，这就是善。《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会给一个家庭带来祥和吉庆，对于国家来说，“功莫大于去恶而为善，罪莫大于去善而为恶。”（汉贾谊《新书•修政》）对于个人也是这样。《元史•贺仁杰传》还说：“一人兴善，万人可激。”《荀子•荣辱》也说：“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与人恶言，深于戈戟。”可见“善”在国家的方针政策中，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在个人生涯中，是何等的重要。
幼儿教育就要紧紧围绕“善”字做文章，特别是幼儿教师，应以善字当头，时时、处处、事事都用善言、善行、善举去教育、去感染儿童，让他们在“善”的环境中成长，牢固其善的根基。孩子的本性是天真，是无邪，是好玩，是好奇，法朗士曾说：“教育的全部艺术就是唤醒年轻心灵天然好奇心的艺术。”再加上他们在“善”的环境中，感到轻松自在，没有任何压力，这就容易感觉到读书好玩，读书快乐，同时，与人沟通的语言能力也会自然养成，这对今后的发展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智”即“知”，作动词用时指认知、求知；作名词用时指知识、智慧。“智”的意思就是智力，是知识，是聪明，是智慧。智力包括观察力、想象力、思维力、记忆力和注意力，其中思维能力是决定的因素，“想象力比知识还重要。”（爱因斯坦《论科学》）。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的宝贵资源，近代启蒙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曾说：“少年智则国智。”人的智力靠开发，而且开发得越早智力就越强，在幼儿甚至在胎婴时就应该开发。
古人对“智”极为重视，认识颇为深刻，还赋予其道德意义。儒家的三达德（指“智、仁、勇”三大品行）与五常（儒家归纳的“仁、义、礼、智、信”五个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均将它列于其中，因它有其道德意义，使之成为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内容。
“智”的具体内容与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明是非与识利害。儒家的“智者不惑”就是能明辨是非。孟子说：“是非之心，智也。”（《告子上》）后来荀子对“智”作了界说：“是是非非谓之智，非是，是非谓之愚。”（《荀子•修身》）意为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能正确辨别是非就是智；决不能以非为是，或以是为非。“智”不仅要求对是非、对善恶有客观的认识，还要求对事物，对利害应有一个正确的评判。
第二是知人和自知。《论语》记载：“樊迟问知。子曰：‘知人’。”这里的“知人”就是善于识别、了解、并正确评价他人，在此基础上才能对他人采取恰当的态度。自知，就是对自己有正确的、客观的认识与估量，知道自己的优点与缺点、长处与短处，才不会妄自菲薄，骄傲自大。“人贵有自知之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自知之明”是一个人养成谦逊、自信等优良品质的基础。
第三，智还表现在认识事物的能力上。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认知的，世界上只有尚未被人类所认识的事物，却没有不可以认识的事物。人类不断通过实践认识世界，认识自我，探究万物，掌握规律，创造文明，积累起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并代代相传，不断发展，犹如漫漫长夜永不熄灭的明灯，茫茫大海上永不沉没的航标，照耀着社会人生之正途，指引着通往真理的方向。这就要靠“智”做支撑才能完成。
由此可见，智慧是聪明的头脑，是高于常人的远见，是非凡的技能，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智，靠培养，靠引导，靠训练，靠开发。对“智”的培养途径其实很简单，就是孔子所说的“好学近乎智”。 因为智慧是知识的积累、酝酿后的升华。只有好学、勤学，就能使人聪明，就能树立坚定的道德信念，就能分清是非正误，识别利害得失，知己知彼，遇事胸有成竹，沉着冷静，达到不迷惘，不盲目，不疑惑，不蒙蔽的境界，正如孟子所说“智者不惑”，这就使聪明在客观现实中，在不经意中逐步得到提高。
这里还要明白，读书只是掌握知识多少的必要条件，但知识不等同于智力，掌握知识的多少并不能标志智力发展的水平，只有将掌握知识和发展智力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聪明。但是，一个人变聪明，这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将聪明逐步上升为智慧。对智慧一词，一般人对它的认知是含糊的。北京邮电大学鲍鹏山教授的解释明白而精准，他说：“知道要什么是聪明，知道什么不该要，或者怎么要是智慧。智慧是一种境界，是一种德行。”有智慧的人才是了不起的人。知识渊博，心灵手巧的人，不一定是很有智慧的人。著名作家王蒙说得好：“智慧要求远见，要求眼光，要求对于对象的整体性把握，要求不仅经得住一时一地一事的考验，而且经得住较为长期与全面的检查。智慧要求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要求有所不为，有所作为，要求学有新意，事有新意，言有新意。”
可能有人会这样问：幼儿园几岁的小娃娃能懂得这些，能做到这些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是，正是因为现在不懂才要教，不会才要学，中国人素来的教育目的是为了“做人”，而不是为了“生活”。要很好的“做人”，就要开始灌输，从小做起，从修身养性开始。所以，幼儿教师在教育中，就要以满腔的热情的态度，循循善诱的方法，去鼓励幼儿，引导幼儿，使他们慢慢树立起独立的人格，逐步懂得如何做人，懂得依靠自己的努力与意志力去面对一切，实现自我，而不是凡事依靠外界的力量。我们深信，他们今后一定能做到，现实就是为今后的“做到”而奠定良好的基础。没有良好的基础，没有坚实的根基，又怎么能做到这些呢！
明理好学——冶炼优良的质地
一个人为什么要读书？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上看，这是一个重要的老问题。传统中最正确的答案便是“读书明理”四个字。因“理”是天地的根本，是万物的准则，说得明白点，它是天地万物规律之所在。我们可以这样说，把握了一个“理”字，就把握了天地间的一切，因此，从小学开始，抓住了“理”的灌输，就抓住了教育的本质。
“理”是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宋明哲学的重要范畴。在唯物主义哲学中一般指事物发展的规律、条理；在唯心主义哲学中，主要指抽象观念、精神实体。归纳起来，理不外乎三个方面，即自然之理、社会之理与人生之理。
《庄子》中的“天理”、“万物之理”，就是自然之理。古人认为理由天授，故称“天理”。人生活在世上，与自然、社会紧密相联、息息相关。天地的变化，日月的运行，山川的移动，草木的枯荣等等，都是“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 是“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即自然规律。万物都在不停的变化，其变化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这是必然的，必然也就是自然，这个规律就是人们常说的“理”，即事物变化之理。一个人只有充分认识了自然，才谈得上掌握自然，进而才能够改造自然。
荀子提出的“事理”，主要是指社会方面的内容，是社会之理，包括社会伦理。社会纷繁复杂，它的变化，它的进步，都由“理”所统辖，认识了这个“理”，才能适应社会，顺应潮流，那些与社会背道而驰，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是愚蠢至极的。
事物是精彩纷呈、千变万化的，但我们能够看得清，理得顺，就是因为“理”这个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真实规律在其中。北宋张载说得好，“理不在人，皆在物”，人只不过是物中的一分子，但人可以认识它，可以从千头万绪中理清其来龙去脉，从而能在这个自由王国里漫游。
一个人最重要、最难把握的是人生之理。因人的一生复杂万分，所要经历的事错综多变，特别是那些是是非非，有时很难琢磨，甚至感到头痛。《吕氏春秋》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中说，“理也者，是非之宗也”，把“理”视作判断是非的根据，因理与事相融而无碍，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它们都是从理中派生出来的，只要抓住这个“理”，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理是一个人的道德准则，是人心所具有的而不能违抗的道德观念。无理，何以做人！所以，一个人从晓事开始就要懂得“明理”，让他们知道“理”是了解自然，洞察社会，掌握人生的钥匙，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我们不得不提现实的教育，现实的教育是技艺与谋生之道，把重点丧失掉了。所教的是皮毛，不是根本。因此，明理最根本的是要明白做人的道理。如果要问，中华民族、中国人素来的教育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再重复一句：是为了“做人”，而不是为了“生活”。因为“生活”的意义，是人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怎样去设法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同时，使人人都有更好的生活，让人的一生过得很舒适很快乐，这都是在“读书明理”以后。因为“智慧”、“智识”开发了，就容易懂得“谋生”的“技术”和各种有利于谋生的“智识”，这都属于“读书明理”。在明白了“人伦”之道以后，能“生存”得好，那是必然的事。
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上还表现在“礼”上，“礼也者，理也”。礼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明太祖实录》中说：“有礼则治，无礼则乱。居家有礼，则长幼序而宗族和；朝廷有礼，则尊卑定而等威辨。”因礼是一种道德规范， 古人以礼修身，以礼化性，强调礼仪、礼貌，突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特征。孔子曰：“恭而无礼则劳（烦扰不安），慎而无礼则葸（畏缩胆怯），勇而无礼则乱（违法作乱），直而无礼则绞（尖刻伤人）。”（《泰伯》）可见，礼在做人中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如果一个人失去了礼，就会存在野性，就会生出许多事端来。
礼仪、礼貌是一种视觉艺术，能给世人带来情趣，情趣形成了文化，由此就具备了欣赏功能，也是爱世人的表现。因不会对世人轻举妄动，其行为不是雕琢出来的，因此就会很漂亮，这是真正的美。
学校教育，特别是在小学阶段要进行礼貌教育。礼貌教育实质是培养人的教育，是教人如何尊重人，如何与人相处。英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洛克说：“礼貌是儿童与青年所应该特别小心地养成习惯的第一件大事。”
此外，一个人要想会说话，也与“理”密不可分。“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欧阳建《言尽意论》）有了理，语言就精彩，就有分量，就能服人，“与人善言暖于布帛”，若不会说话“与人恶言深于戈戟”，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尽管自然、社会、人生纷繁复杂，但一个“理”字就把它理得顺顺当当。“读书明理”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应该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
好学应该是每个人所要遵循的, 是一个值得用毕生精力去践行的学习准则。人不可能未可先知，要靠前人的积累和个人后天的探索。前人积累的知识主要在书本上，后天的探索主要在实践中。毛泽东说过，“学生以学为主”，对于小学生来说，学习的东西主要来源于书本，应该抓住而不放松。“面壁十年”的古人正是深谙此道。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说：“……初为阍寺，便知好学，怀袖握书，晓夕讽诵。”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说：“圣俞在时，家甚贫，余或至其家，饮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问其所得，云：‘皇亲有好学者，宛转致之。’”《东周列国志》第九十九回：“(吕)不韦曰：王孙贤孝无比，每遇秦王太子及夫人寿诞，及元旦朔望之辰，必清斋沐浴，焚香西望拜祝，赵人无不知之。又且好学重贤，交结诸侯宾客，遍于天下，天下皆称其贤孝。”清王士禛《池北偶谈•退谷论经学》：“时先生已七十有九，读书日有程课，著述满家，可谓耄而好学者矣。”罗雅臣《清儒人袁雅堂（袁可立七世孙）墓表》：“及公身，当家道中落之后，立志自愤，敏而好学，月寒露冷，不懈不惓。”古人好学的例子，举不胜举。因他们十分明白“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春秋师旷语）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好学已经成为一种至高的精神，他们的好学不单是为了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用其所学来匡正自己的言行，涵养自己的德行。《论语•学而》篇中讲道：“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这里，孔子所讲的好学，主要就是指道德的修养与对自己言行的把握。同时，从他对子路分析“六言六蔽”来看，好学是实现六种美德的保证。孔子指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聪明）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败坏，伤害）；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尖刻伤人）；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从孔子的谈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不好学而仅仅追求所谓的美德，就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好学体现出的是对事物的客观分析，是对借鉴前人经验的肯定。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人都能“好学”，那么仁义的推行，社会问题的解决，一切都不再会是问题，这也许是”好学”的作用吧!
好学的前提是知学，知道学习的重要，才会去学习，才会上升到好学，进而上升到乐学。
《论语》的第一句话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可见孔子非常重视使学生愿意学习和乐意学习。他从自己长期的教育实践中认识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也就是说，只要把学习当成乐趣，迷上了学习，才能取得最好的学习成效。他又用自己的切身体会来说明乐于学习的重要。他说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他还对别人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若丘之好学也。”从这些议论可以看出，孔子本人就是非常乐于学习的人。正因为把学习当成乐趣，才能学得进，学得好，成为博学多识的人，所以孔子认为要想使学生学好，最关键是要让学生“乐学”。乐学能有效地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能很好的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潜能。乐学中，还要修习礼乐，歌舞不仅可以涵养气质，还可以熏陶德性，激发情感，学生在愉快的歌舞中不知不觉接受了教育，增强了认识，其认识越丰富、越深刻，则情感也会越丰富、越深刻，对身心的健康发展就越有利。很可惜，现代很多人所认识的文化教育的目的，只是为了“谋生”。他们要孩子去学习，去读书受教育，就是为了孩子们将来的前途，有好的职业、有高的待遇，或是能够赚很多的钱，过上很好的“生活”。更有甚者，他们把自己一生的失意，或一生做不到的事，都寄希望于孩子身上，拼命迫使他们去上学读书，完全不考虑孩子们的“性向”个性的所好和兴趣，也不了解孩子们的脑力和健康，一味的强迫孩子读书学习，不知道“爱之反而害之”的道理。尤其是现在不少学校的题海战术以及课外补习的教育方法，简直是“竭泽而渔”，使一些还未成年孩子的脑力健康，受到过分负荷所带来的严重伤害。希望孩子成功，其实就是希望孩子“富贵”。一味追求物质富贵，不关注孩子的精神富贵，这是本末倒置。应该知道，教育孩子，首先要知道孩子的性向，要了解一个孩子的性情方向。“性”在学理上叫秉性。秉，就是生所带来，父母遗传的是其中一部分，它分成两方面，生理、身体上的，还有思想情绪上的。教育只是为它添砖加瓦而已，老师尽量帮助他，培养他，使他依靠自己的禀赋站起来，这是教育的目的。有很多了不起的人物出现，但当时读小学的时候，谁知道他呢！这里，还须强调一下：孩子的成长要靠他自己，不要过分要求，要让他自由发展。教育不在于他将来成功不成功，而是先希望他长大后做个好人。
从知学，到好学，到乐学，其中要靠一个“勤”字做保证。荀况说：“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韩愈说：“业精于勤，荒于嬉。”郭沫若先生说：“爱学出勤奋，勤奋出天才。”作家矛盾先生说得好：“天分高的人如果懒惰成性，不努力以发展他的才能，则其成就也不会很大，有时反会不如那天分比他低的人。”鲁迅先生也说：“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学习上的。”的的确确，凡事勤则易，惰则难。“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没有加倍的勤奋，就没有能力，也更没有天才。精神的浩瀚、想象的活跃、心灵的勤奋，就是天才。
在勤学的同时还要勤问，学，贵在问，这才是真正的好学。《论语•公冶长》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是流行的一句名言。“敏而好学”，就是勤奋好学，“不耻下问”，就是遇到不懂的问题，不仅能虚心向长辈、向有学识的人学习请教，还能向比自己年龄小、学历不高、地位低的人学习请教，而且是诚心诚意的，不以这样做为耻。这种虚心好学，以能者为师的学习态度，是非常可贵的，也是值得大力提倡的。在求知过程中，学会“问”是非常重要、非常可贵的。但问必须建立在经过自己的认真思考和探索的基础上，不要见啥问啥，或是一遇到难题，自己不思考就去问别人。要经过认真思考，这样才能拓展思路，获取知识。所以，在学习中，要善于动脑筋发现问题，虚心请教别人。有些人不懂就不懂或不懂装懂；有的人为了在别人面前显示一番，或是为了虚荣心，不去问，不敢问，不想问，这样做，到头来只能使自己的知识贫乏。许多有学问的人就是靠“敢问、善问”的精神而成就的。孔夫子倡导的“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在中国2500多年的历史上，教育和鼓舞了无数有志之士走上成功的道路，而千古留名。
教育部有位领导曾说：“小学阶段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远大的理想在这里孕育，高尚的情操在这里萌生，良好的品行在这里养成，生命的辉煌在这里奠基。”因此，小学阶段的教育以“明理好学”为重心，就能将他们的质地冶炼得精良优秀，这是今后成功的有力支撑和可靠保证。
厚德持义——开拓深远的境界
德，就是道德，品行、情操、修养。德是一个人行为规范与行为准则的具体体现。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应该有一个行为原则。每一个人行为的动机，活动的结果，以及他的情感与对事物的判断，都得遵守一个为大家所公认的是非标准。这个行为原则和是非标准，就是人们常说的“道德”。道德的养成，不是一两天的事，要从少年时期开始。有位学者说得好，奠定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不是在大学学了哲学或政治课开始的，而是在中、小学时代。德国哲学家赫尔巴特认为：“教育的唯一工作与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在这一概念之中——道德。”
“德”表示好行为的结果和作用。《管子》曰：“德者，得也。”意思是德就是得，“得”就是好行为的结果和作用。其实，道与德是有区别的。道是道，德是德，道是思想意识，德是行为结果，到唐宋之间，才将这两个字连起来。有道德思想，没有德业的成果，只能说他有道，不见得他有德；有道德的思想，又有德业的结果，道与德密切配合，才叫“道德”。
道德是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社会关系的产物。高尚的道德，是人们所期盼和拥有的立身根本。在古代社会里，君、臣、父、子，各守本分，相互协调，互相促进，在社会秩序上，起到了稳定作用。《论语•为政》的首句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以德”，主要是统治者的影响力，以及良好的社会教化，去赢得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从而达到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在古代社会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观，使他们各司其职，达到了相对的稳定，成就了当时社会的文明。
《论语》中还要求所有官吏以及一切从政人员，必须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所谓有道德，就是要注意修身，即随时随地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在封建社会讲忠君，那时的君与国是一回事，从某种意义上讲，忠君就等于爱国。今天，我们是处于市场经济时代，我们也要讲市场经济的道德品质。
道德教育需要榜样和教诲。空泛的道德说教，只能培养出在认识上头头是道，行动上却相去甚远，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的“伪君子”。父母的榜样，教师的引导，尊长的教诲，是极其重要的。
学校教育，在道德修养上，要求学生具有“正直中和”的品性。正直中和，在中国有广泛的认同基础。司马光说：“正直中和之谓德。”正直，就是有正义感，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坚持原则，敢于讲公道话，勇于做公道事。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下，都不随波逐流。对自己要从无过中找有过，对他人要从有过中找无过。这样就会获得人们的广泛尊重。孔子说：“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强哉矫！”意思是有道德的人，善于与人协调合作，又决不无原则地迁就别人，要真正无所偏见，这才是真正的强者。
中和，就是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之情要合于法度。孔子的孙子子思认为，中和是天下人应该共同遵守的、最大的、最重要的行为准则。达到了中和，天地万物就会各得其所，各种生物都会发育生长，人们各尽所能，这是最高的社会境界。正直是人一般的品德标准，但只有做到了中和，才能上升到“德”的高度。
在道德修养上，还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过硬作风。这个作风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活作风，二是思想作风，三是学习工作作风。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千学万学，要学做人。”无数事实证明，一个人有失败，绝大多数不是做事的失败，不是能力的失败，而是做人的失败，是道德的失败。一切学习上的进步，工作上的成绩，事业上的成就，归根到底是源于做人的成功。
在道德修养方面，更普遍地还表现在“孝”字上，因道德不是空的，它广泛地反映在礼仪之中，更反映在孝顺上。
孝道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是我国传统社会所形成的社会道德规范和社会最基础的行为准则。孝为百行之首。孝敬父母，是人生之天职。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更何况我们人呢？北京大学还将“孝敬父母”作为招生的条件之一。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是中华民族长期一贯的博爱思想，是一种无私的爱，是道德水准的高度体现。韩愈在《原道》中说：“博爱之谓仁。”再暴躁的人也会在爱的感召下变得柔情似水，百炼精钢都能化为绕指之柔，可见爱的力量之伟大。博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可以持续发展的基石，因此，理所应当的成为教育的，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指导思想。孟子还明确指出，人应当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如果上上下下，每个人都能照孔圣、孟圣所说的去做，那么这个社会就十分和谐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人的伦理性。这个伦理就是道德，而这种道德不是天生的，它必须在后天培养形成。中国古代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以道德教育为核心。在三皇五帝时代，就以言传身教来影响下一代。那时的社会是道治与德治社会，可以禅让君位，能够礼贤下士，能无私奉献，舍己为人。五帝之后，德治逐渐下滑，出现了短暂的仁治社会，但很快就进入了文攻武卫时代，争霸现象愈演愈烈，紧接着的就是人治社会，人类社会就从“大道治世”变成了“霸道治世”。在当今社会里，德是绝顶重要的因素。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至关重要的是养成关心别人，帮助弱者，坚持真理的品格，这是一个公民必备的基本条件，而这种品格，这个基本条件，是我国的传统美德，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所以，南宋理学家朱熹指出，要在“日用之常”中积累道德行为，彻底消除自私，就可以达到“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有见于物外”的精神境界。否则，就会像美国前总统罗斯福说的那样，“有学问而无道德，如一恶汉；有道德而无学问，如一鄙夫”，必遭千夫所指，万人痛骂。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个重要元素就是“义”，在四维（儒家的礼、义、廉、耻）、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中都离不开它。《管子•牧民》：“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
“义”不仅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古人非常重视的一种道德修养和人格境界。“义”是指道义，正义，即行为是正义的或符合道德规范的。义这个字的本来含义是合宜、应该。“义者，所以合宜也。”合不合宜，应不应该，其标准是“道”（真理），所以就有所谓“道义”、“正义”。作为伦理学范畴的“义”，也就是一个社会里公认为适宜的、应该的道德行为准则。“义者，刈也。”刈，是修整、铲除的意思，即不符合社会法规和社会道德的行为，都应修整，就应铲除。所以，义的原则往往也会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因为它是法律的前提。
西汉大儒董仲舒说：“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春秋繁露•仁义法》）说的是道义的法则，在于端正自己，而不是端正别人。宋陆九渊在《与郭邦逸》中说：“君子义以为质，得义则重，失义则轻，由义为荣，背义为辱。”陆九渊的义，是要求人们的一切行为举止，都应以道义为准，符合道义的事一定要去做，这是做人的光荣；而背信弃义的事一定不要去做，因为这是做人的耻辱。
义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在自我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维持一个适宜的行为和选择的限度。在战争年代表现出来的是慷慷慨慨的牺牲，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是孟子关于“义”与“利”的论述。这句话的上文是：“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会遇到两难的选择，就像鱼和熊掌都是自己想要的，都在只能选择其一的情况下，就要权衡利弊得失。古人认为，虽然生命可贵，但是维护道义更为重要。为了道义，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才是仁义之士，这才是最可敬、最可爱的人。
“义”常与“利”相对而言，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是儒家的思想。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他还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认为，在“生”和“义”不可兼得的情况下，要“舍生而取义”。孔子说：“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又说：“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利益是人希望获得的，但是不能见利忘义。见到可以得到的，要考虑是否符合道义，这是取之有道，见利不忘义的大道理。
道德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也就是要确立一个社会的“义”，并且培养公民对“义”的自觉和信念，也就是树立道德正义感和道德原则立场，要清楚地分辨“义”与“不义”。
我们并不反对群体或个人对利益的合理追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荀子说：“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所同也。”但是儒家强调，追求利，追求个人的自由发展，应该有个底线，即做公正合理的事，不损害他人，尤其是朋友的利益，这就是义与不义 ，不能以不义的手段去追求利。
孟子说：“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上》）意思是不是自己的东西而据为己有，是不符合道义的。但反过来讲，在符合道义的情况下，自己该得的利是可以拿的。孔子的学生子路曾救起一个落水者，这个人送给他一头牛表示感谢，子路很爽快地接受了。孔子知道后很高兴，说从此以后鲁国必定会有人去抢救落水的人。人只是在符合道义的情况下，才不能将利据为己有。
有位学者说得好，一个人应该自觉遵守法规和道德，不是自己应该具有和 占据的，就不用越规去得到，否则，贪心是填不满的鸿沟，小恶会演变成大恶，最终恶积不可解。不义之事做多了，就会“多行不义必自毙”。古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三尺头上有神灵，人无论是行善还是作恶，一定会有果报，只是时间的问题。
德和义是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个人境界的提高，是丰富和提高民族文化的体现。再进一步讲，各民族文化的丰富和提高，这是人类的进步，人类的不断进步，才能使社会不断进步；社会的不断进步，才能促使人类的进一步进步。
育贤培元——追求至高的目标
在系统深入地进行养善益智、明理好学、厚德持义教育后，最终是要让它升华、凝聚成一个“贤”字，即具有综合才能，但这还不够，还要具备领导才能，才算完美，这就是“元”。
贤，就是贤达、贤明。贤达、贤明的人，一定是一个有好的品行，有很高的思想水准，精神境界很高。其眼光与见识，锐利深远；胸怀与心态，宽广平和；言行与举止，足以为范。他们很有才能，知识渊博，能辨析事理，通晓治国、齐家的道理和方法。这种人在人们心中有很高的声望，是受人尊重和拥戴的人。
“贤圣之才，皆能先知。”（王充语）“贤才，国之宝也。”（《明通鉴》卷五）贤良的人有匡扶社稷之伟略，有救济宇宙之雄才。正如宋张横渠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人，无疑是国家的栋梁，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将纳贤放在首位。墨子在《尚贤》中说：“尚贤者，政之本也。”培养和造就大批贤达之士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教育虽不是万能，但教育能使人端正航向，并在人生正确的航向上奋力前行，最后到达最高的境界而成为贤达、贤明的人。
贤达、贤明的人，胜过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与豪杰。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仕强说：“英雄与圣贤的区别：英雄能够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己，圣人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是将自己的烦恼交给别人去挑起来，圣人是自己挑尽了天下人的烦恼。”这就是贤达贤明之人的思想境界。他们奉行的是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把自己的欲望降到最低点，把自己的理性升到最高点。
人生有情欲，这是人所共识。欲望在生理上的表现，荀子称之为“人情”，荀子说：“夫人之情也，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不免也。”（《荀子•王霸》）綦，是极至的意思。没有人不喜欢以最美的东西来满足自己身心的追求，这种近乎自然的追求是人的本能，倘若对物欲的追求没有止境，贪利纵欲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的混乱。如果没有现实原则的制约，没有至高境界的节制，是很难将它控制在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的。
掌控人情是十分难的，苏轼在《留侯论》中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是另一种“人情”，这种情只有能顾大局，能识大体，进退有度，超乎常人的真正的君子才能把握得好。孔子说：“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君子因为有平和的心态、安定而祥和，他的安详舒泰是由内而外的自然流露。他们的人生永远是快乐的，几乎没有痛苦的时候，因他们追求的是光明、坦荡。小人则大不一样，他们表露出来的则是自私狭隘，故作姿态，骄矜傲人，因为他内心多的是一股躁气，气度上就少了一份安闲。有些人常常感到痛苦，这是因为他们追求错误的东西。
贤达、贤明的人，不但严于责己，更能推己及人，为自己想也替人家想，他们内心永远快乐，很少计较。人的心胸多欲则窄，寡欲则宽。一个人的快乐，不是他拥有的多，而是他计较的少。前苏联文学家高尔基曾说过：“（他们）永远愉快地多给别人，少从别人那里拿取。”他们的修养到了家，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能包容一切，律己甚严。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仕强说得好：“看人家不顺眼，是自己是修养不够。”还说：“一个人让人家看不顺眼，自己有相当的责任。”这就是贤达、贤明之人的思想境界。他们能和人相处得好，正像“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一样。
有了“贤”，即具备了综合才能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领导才能，这就是“元”。说得直接一点，就是要成为尖子人才，成为领军人物。领军人物应有超常的思维能力，即深入思考问题，准确把握事物的本质及规律，视野的宽阔不会被表面现象和各种干扰所迷惑。其眼光超前，能够在制订发展战略、应对复杂的环境中把握方向，掌控大局，发掘并成功地利用科技创新机会。他们善于培养和激励下属，增强组织成员的忠诚度，发展相互信任关系，创造和谐工作空间等。一般说来，领军人物要在敬业态度、工作能力、身体状况、反应能力、求知欲望、集体感、创新观念、道德品质等方面都卓尔不群，是个人魅力与整体素质的综合。
政治方面的领导人物其作用不言而喻，在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的时代，高科技方面的领军人物尤为重要。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6月5日中国科学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上指出：“国际一流的科技尖子人才、国际级科学大师、科技领军人物，可以带出高水平的创新型科技人才和团队，可以创造世界领先的重大科技成就，可以催生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和全新的产业。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首先要抓紧培养造就这类人才，尤其要培养造就一批中青年领军人物。我国科技事业正处在实现发展跨越的重要机遇期。有志气、有抱负的我国科技工作者，一定要抓住这个重大历史机遇，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美好的人生追求。”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应该义不容辞的担当起来。
当然，不可能人人都成为科学家，但在所在的团体，特别是在所在的工作范围里，努力成为领头羊，成为旗手，是完全有这个可能的，也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培养和造就这类人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青少年时期就要灌输这种思想，就要抓这方面的教育。我国古代，就有“授人以鱼，只供一餐之需；教人以渔，则终生受益”之说。法国教学家第斯多惠曾说过，一个平庸的教师奉送真理，一个优秀的教师则要叫人发现真理。因此，教师应“教人以渔”，并鼓励学生立志于此，奋斗于此，为国家的强盛，为人生的美好追求而努力奋斗。
结 束 语
办学校容易，但要办成一所优质的学校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没有顶级的育人措施，没有现实的成功教学经验，没有打动人心的教学效果，这样的学校是没有生命力的，也就没有多大价值。
教育是熔炉，首要的是熔炼出具备完美人格的人，熔炼出真正合乎道德规范的人，熔炼出优秀的现代化人才。党的十七大提出，2020年我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这些都要靠具有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深厚的人文素质，超常的能力和宽阔的世界眼光的人才，这种人才就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说的“全人”。爱因斯坦曾提出“全人教育”的观点，他说：“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我想，爱因斯坦的这段话主要是针对大学教育说的，但中小学教育是大学的准备阶段，所以，成都双流棠外的“四级”教育体系中，就贯穿了“全人教育”的思想。幼儿园的“善”是抓人的善良本性，“智”是开拓人的智慧，智慧往往比知识更重要。小学的“理” 是晓天地之根本，明万物之准则，“好学”是人不断完善自我的根本保证。初中的“德和义”是人的崇高精神之所在。高中的“贤”是人格的升华，综合能力的结晶，“元”更是人生价值的体现。我深信，通过从幼儿到高中阶段这种系统全面的经典教育，一定能为大学输送最优质的生源，为社会培养出优秀的建设人才，他们再进一步修身养德，锤炼自己，一定能达到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内圣外王，实现人格理想与政治理想的完美统一，成为创新型国家最需要的“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