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人之离世，本是平常，自有人类，湮灭无闻者何其多。不在贤达胜士之列，普通人到是离苦为息。然而亲者总有眷念，总要回顾，不过几日，也就罢了。倘撰文以记，倒显得自家找事，多愁自扰。

　　但我却要说：普通人的经历，若记来能得教益，供后人少犯错误，还是可以写几笔的；倘平平淡淡 一生而无可取，去了也就去了，何用聒噪。

　　父生于民国中叶，抗战时期就读于重庆市北碚区兼善中学，时北碚正是全国文化人云集之地，郭沫若、叶圣陶、茅盾、老舍、林语堂、梁实秋等等文坛巨擘，都曾在此著述、讲学。日寇丢炸弹，山城抓壮丁；人心惶恐处，文人念武经。父因是独子而未曾打抗战，国人所谓一流举子二流医，但以生存计，于是中学未毕业，便拜隐居澄江镇之名医易翁兰处士为师。易处士带父为徒期间，第三次国内战争爆发，蒋介石总统曾于北温泉寺大雄宝殿就诊，父亲亲见诊脉，并代笔处方，后父曾言蒋介石脉弦而肝旺。未解放前二年，父已独立行医于黄桷镇老家。

　　1949年解放，不久黄桷镇上成立联合诊所，父亲不到30岁却因医出名门而为区中医学会会员，当时月工资为62.50元，在全国都算得上是高薪。解放初年，一般国家干部的月工资不过27.50元。父有三子一女，母亲只在家带小孩，而我们的生活也堪称上乘。

　　1957年反右斗争中，父自矜于医术而口舌遭祸，随后被逐出诊所，先在北碚桥坝工程处修龙凤大桥，后放在北碚大沱口铁厂，时已是61、2年大灾荒。继之工业下马，政府提倡有技术者可以自由开业，于是父亲退职回家做开业医生。母亲反对，母亲的几个兄弟即亲舅也反对，均言自由开业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好。果然言中，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被游街示众，停止看病，作为黑五类子女的我们，也就从此自谋生路。

　　作为共和国同龄人的我，从16岁起，修过房子，挑砖上墙，二人抬六十匹砖夹，重量300斤。河边担“125”的煤炭，四挑一千斤上船，每天要挑十几吨。建嘉陵江朝阳大桥，发连二石，250斤两人抬，我抬不动，只得被人“顶干柴”出局。夏季嘉陵江涨洪水抢整木，秋季多蚊虫做蚊烟卖；渣滓堆筛煤灰、捡二煤炭，大江河滩挖石子、淘小鹅卵石作预制板……凡能挣钱糊口的活，尤其是重活、累活，我们何尝不曾干？所言“七十二行，板车为王，腿杆跑断，颈子拖长”，那是下力人的幽默；所说“吃众星捧月”， 一海碗酒，一围八仙座，一人一口不剩一滴，那是下力人的自嘲。当1969年知青下乡，城里红卫兵到乡下不干活闹出许多事时，我却一点也不觉得农活有啥累，农村生活有多苦——这似乎离开本题了。

　　父亲眼睁睁看着儿女们下乡回不了城，原因在出身不好和他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本已在文革后期偷偷看病而无人管能赚几个钱的时候，毅然又回到了诊所，被分配到文星场上，每日翻飞鹅山走二三十里山路，且工资从头算起，只有30来元。呜呼！人如果没有走过尘世弯路，真不知世道人心。

　　终于改革开放了，高考恢复了，我们四兄妹先后都参加工作了，不觉父亲也快到了退休的年龄。但民谚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父亲并不因为年龄高而依旧口无遮拦，故我如旧。医院叫开点贵药以便创收多分奖金，而父亲看到农民工人挣钱不易，总是开便宜的药以治病为目的。且他又爱品头论足于同行，到1984年评职称，医院以其退休后职称有何用为口实，竟然只给他评了个医士，还抵不上教师队伍中的二级教师职称。人生如此，岂不悲哉！

　　父亲沮丧地退休那年，我写了首小诗给他，他十分欣然于我的诗，叫“保存”。

　　《咏梅》父退休，一生坎坷，借庄生梦蝶典，反其道，咏梅以赠：

　　 不慕东君香百卉，

　　 已翻甲子旧衣随；

　　 庄生残梦蝶何在，

　　 花老枝头伴雪飞。

　　现在（2012年正月十一）父亲去世了，妹叫用一副对联概其一生，刻于碑：

　　 劫波八九刚忍性，

　　 行医七十慈悲心。

　　母亲于1969年死于文革中，父亲从此独身，说他一生十之八九都在劫波中，并不为过。然而做后辈的从父一生的经历里，看到钢多易折，以为：但凡有一点知识或本事，人就更应小心谨慎，千万不可自恃，才能活得平静、安宁。——这样的教益，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

　　古国文化人，自魏晋玄学以后，隐得淡泊，至满清民国，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