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十年前的瓦屋镇是长江边一条黑黑的街。三面都是山围着。只有东头面对的是那条滔滔的长江。又矮又小的瓦房经过上百年的烟火，已经熏得像老腊肉一样黑。有时候那房顶上停着许多的鸟，一律的排在屋脊上望着远方。我那时候常常在想，可是总也没有想明白：它们想念什么么？或者在思考什么？

　　从没有人回答过我的疑问。

　　那些房子大多是木头做的．一般的木头从后面的山上砍来，好的木头从大河（那时候瓦屋镇的人不知道那是长江，都叫它“大河”）运来。瓦屋镇的街很窄。我们四五个孩子手拉手就给它量完了。所以那短短的街在我们那些孩子眼睛里显得特别幽长。街道是青石板铺成的，非常光滑。不知道多少脚从这里走过，听说以前是官道，常常有人打马从这里飞奔而去。有的屋外或者院里还有栓马的石桩子。街的中间已经有了一道深深的沟。晴天的时候石板是灰白的，下雨就积起很深的水，雨后的街面是黑色的，还闪着幽幽的光。湿滑的街面常常让人摔倒。哥哥扳手腕的对手李四的门牙就是那样摔掉的。

　　街的西头有棵蓊郁参天的大榕树。站在树下，觉得它已经高过了天。——当然，站在树下是看不到天的。树叶四季郁郁葱葱，密得象家家户户的房顶可遮风挡雨。树上住着瓦屋镇最有资历的居民——鸟儿。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只鸟。瓦屋镇的人在这里住了多少代，它们就在这里住了多少代，或者更早些。它们早上迎着朝阳呼啦啦飞出来，张狂地呼朋应伴，在山间盘旋，有勇敢的已经飞过大河那边走亲访友或者幽会了来。太阳落山它们就回来，藏到密密层层的树叶里，情话呢喃，生儿育女。

　　唱川戏的何大喉咙说大榕树已经五百岁了。四方八面的人都认为它是神仙。常常有人来烧香求庇护，树下几乎天天香火袅袅。周围很多孩子被带来祭拜，给大榕树当干儿子干女儿，据说这样可以得到大榕树的保佑无病无灾长命百岁。拜完了就要在树上挂件孩子的衣服，天长日久，日晒雨淋风吹鸟啄，树上便挂了很多破烂的布条。

　　何大喉咙是瓦屋镇的传奇。那时候他四十五六岁。身材高大，面皮红黑。据说他5岁就开始跑江湖唱川剧。他是瓦屋镇除我爸爸之外最见多识广的人。他去过成都和重庆，见过火车和电车。武斗的时候他从重庆杀回泸州，不知道怎么跑回了瓦屋镇。据说他年轻的时候非常英俊潇洒，开始演的都是潘郎张生，后来不演古戏了，改唱样板戏。他就扮演李玉和、杨子荣。可是后来有一天夜里被人装在麻袋里拉到大河边灌了些东西，有人说灌的是酒，有人说是辣椒水，很多人胡乱猜测，可是何大喉咙自己什么都不说，于是，这成了一个谜。然而何大喉咙嗓子已经毁了，沙得像老公鸭。没有人请他唱戏了。

　　再后来乡下兴起“灯夹戏”，就是胡乱弄些歌舞在乡间表演。每当有人家大摆宴席庆生、娶新、丧葬的时候，他们就在院坝里用桌子搭成戏台，在上面唱《小草》之类的流行歌曲，跳奇怪的扭屁股舞。潘郎张生李玉和杨子荣没有人演了，也没有人看了。他们表演的是插科打诨的现代剧，讲张家媳妇偷人，李家老头扒灰，王家男人“气管炎”。

　　那些草台班子没有现代的乐器，所以还是只能用二胡唢呐打鼓之类的东西。何大喉咙能吹能拉，于是又出山了。他默默地坐在后台拉二胡。他走到哪里，他的哑巴妻就跟到哪里。哑巴勤快能干，样子非常漂亮，尤其她的长辫子让大家惊艳不已。瓦屋镇见证了他们的恩爱。据说有人看见何大喉咙给哑巴洗头梳头，于是瓦屋镇的女人们非常惆怅，我听见李四的妈妈伤心地数落李四的酒鬼爸爸：“你看人家哑巴，话都不会说，可人家男人多她多好。你就天天只晓得喝酒。醉死你个砍脑壳的┅┅”何大喉咙时时刻刻保护着哑巴。他们几乎形影不离。我常常在黄昏时分看见何大喉咙在大河边拉二胡或者吹唢呐，哑巴默默地站在他身边，冬天手里拿着何大喉咙的外衣，夏天手里拿的是蒲扇，在给何大喉咙扇扇子。

　　他们怎么认识的，这也是个传奇，更是个谜。通行的说法是何大喉咙武斗的时候从泸州带回来的，哑巴救过他的命。究竟怎么回事，他们自己谁都不说。瓦屋镇的人也记不清楚，仿佛一夜之间哑巴就“长”在瓦屋镇了。我们这些孩子很喜欢何大喉咙，因为他兴致好的时候，会用他特别的嗓子给我们讲戏文，为我们讲他到过的地方，成都、重庆、内江、宜宾……后来我爸爸从外面带回来一个叫收音机的小匣子，我听到一个叫单田芳的人说评书。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那是何大喉咙在给我们讲故事。

　　　　　　　　　　　　二

　　大榕树旁边是一个小院子，那曾经是我们家族的祠堂。解放后成了学校。那时候学校的课桌是一块块磨得很光滑的又宽又长的青石板。学校门口挂着口大钟。上课、下课、放学的信号都是由值班的老师敲钟发出来。老师们特别宠爱的学生常常可以得到特权，由老师抱着敲上课响的钟声，这让其他孩子羡慕得眼睛都绿了。大榕树下是孩子们的天堂，抓子儿，跳绳、跳房子、打青果、丢沙包、“蛇保蛋”┅┅都在那里。不赶场的时候我们还在那里做广播操。我们喜欢在那里做广播操，因为我们的家长有意无意的会来欣赏。每个家长听到自己的孩子被表扬都是要回家煮鸡蛋给孩子吃的。赶场的时候，那里卖肉、小菜、箩筐、筲箕、草鞋布鞋、菜种子菜苗子……都是农民自己家的东西。

　　学校背后，是一条歪歪扭扭的乡村公路。那时候几乎只有我的爸爸开着大卡车偶尔回来。

　　顺着街往东去，窄窄的街道两边零星的散落着包子铺、铁匠铺、茶馆、制衣铺、花圈铺寿材（棺材）铺、布店等等。最中间是供销社和政府院子。东头主要卖鱼儿，另外邮电所也就严肃地座落在东头。邮递员每周到泸州取信回来。毕竟是“国家干部”，他下船的姿势跟瓦屋镇的人都是不一样的，跨步格外高远。瓦屋镇的人像崇拜大榕树一样崇拜他，因为他代表着外面的世界。

　　同样受到崇拜的还有供销社的赵小玉。那时候瓦屋镇的女人名字大多是什么“芬”什么“芳”什么“秀”，像“小玉”这么“超凡脱俗”的名字就已经让瓦屋镇的男男女女万分敬畏。何况她白生生的傲慢在柜台里，“耍起就拿国家工资”（瓦屋镇人语），让那些世世代代在田间山头大河里辛苦讨生活的瓦屋镇人艳羡不已。那时候我是不明白男人们提到她的时候那暧昧的语气和表情的。后来读书读到鲁迅《故乡》里的“豆腐西施”，我忽然想到了赵小玉，她该算是“供销社西施”了吧？可是，我已经不知道她终究“后事如何”，也不知道她成没成另一个“圆规”了。

　　镇东头下去是高高的石梯，石梯下去，就是滔滔的长江。听人说，这里解放前是大码头，运粮食盐巴和布匹，有时候要运刀剑枪炮。当然，主要的还是载人。这里上游是泸州和宜宾，下游是重庆。周围几个场镇的人要出门，都从这里出发。周二的爷爷说，以前的袍哥相会也就在这里。后来，大船都不靠岸了，只有小船每天跑一趟泸州。渡河的小船每天几趟的来来往往。岸边沙地上有很多石头，大的，小的。小石头周围很多鱼儿虾子，下面有螃蟹。大石头周围是洄水沱，船都不敢靠近。周二的小脚奶奶说，那洄水沱下面是水鬼，要吃孩子的。我五岁那年夏天一个傍晚，周家传来号啕的哭声，哥哥说周二的弟弟周三被水鬼吃了还没有吐出来。第二天，我跟大人们到河边，就看见了周三浮在水面上，衣服都没有了，露出白生生的肚子圆鼓鼓的像个青蛙。从此再没有一个鼻蜒虫跟在我身后口齿不清地叫我“门门”了。

　　从此瓦屋镇的孩子没有人敢再下水，除了我哥哥和周二。

　　　　　　　　　　　　三

　　那时候哥哥大约12岁。爸爸常年不在家，他一再叮嘱哥哥保护好妈妈和我。每天晚上哥哥都要和我家的狗老黑在院子和屋子里每个角落巡逻一遍才睡觉。有任何风吹草动，哥哥就叫上老黑一起去看情况。镇上的孩子都怕他，甚至那些大人也对他有点忌讳。老黑天天跟在他身后。上学老黑送我们到学校门口，然后它就回到院子里忠实地看守着，放学它就在学校门口等我们。老黑其实很讨人喜欢。它从不乱咬人，平时性情非常温和。人们可以跟它握手，可以摸它的头，可是它要是看见我哥哥生气，它就开始对人龇牙咧嘴。晚上的老黑就见生人就咬的。所以，爸爸不在家，我们其实很安全。

　　哥哥常常带着老黑一起到大河里“洗澡”，就是游泳，瓦屋镇的人说“游泳”都说“洗澡”。有时候周二也一起。但是哥哥很不屑于跟周二一起玩。瓦屋镇的孩子很多都巴结周二，只有我哥哥和我不理睬他。因为我们讨厌他们周家的人兔子一样的牙齿和嘴巴，讨厌他们故意当街在很多孩子面前啃骨头的样子，讨厌他们身上死猪的气味，最讨厌的是他们对我们的老黑垂涎三尺的样子。瓦屋镇的孩子们跟我们一样穷，可是他们没有老黑一样的狗伙伴。我想，那时候他们不敢欺负我，有时候甚至有点讨好我，大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的老黑。

　　可惜老黑在我们就要搬家的时候被人毒死了。

　　我一直固执的认为，那就是周二他们干的。

　　周家是瓦屋镇的“显族”。四方八面没有人不知道周二的爸爸周屠子。

　　周屠子是供销社杀猪卖猪肉的人。他的衣服一年四季都是敞开的。夏天就露出像吹胀的死猪一样圆鼓鼓的肚皮，胸膛上有可怕的黑色的毛。他嗓门比从前的何大喉咙还大，一年四季到哪里都听见他的哈哈笑声和吆喝声。他经常大声武气和那些女人开我不明白的玩笑。听大人说街上好几个孩子实际上都是他的。特征就是他们和周家一样有着兔子一样的特别的牙齿。周家的人都是单眼皮。这让周屠子的三角眼更可怕。哥哥带过我去看过一次他们杀猪。几个男人按住猪，——这些人帮着按猪的等会儿都有报酬的，那就是猪血，那时候猪血是多么难得的食物啊。能被周屠子叫上按猪的都是他的“贴心人”（瓦屋镇人语）——周屠子拿出雪亮的尖刀含在嘴里，围着猪转一圈，看一看，然后抓住猪耳朵，取出嘴巴里的刀，手起刀落，猪拼命嚎叫挣扎一会儿就不动了。周屠子满身满脸都是鲜血。我吓得大哭。

　　从此我害怕看见杀猪甚至害怕看见杀鸡。

　　周屠子杀猪不眨眼。我不知道有多少瓦屋镇人是和我一样因为见他杀猪的可怕样子而害怕他的。但他的确在瓦屋镇有着别人没有的“威信”。很多人巴结他，因为那时候瓦屋镇只有他在代表国家卖肉，那时侯要买肉是多不容易的事情。据说，那些巴结他的人中有几个的孩子就是兔子牙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