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门声传来，固执的。来人五短身材，黝黑皮肤，挺精神一个人。那模样叫我突然想起十几年前初中时的两个朋友云和石。

　　那时，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到山上的大松树林练武。石的大哥是本地一武术行家，石也练得身材五短，皮肤黝黑，精神奇矍，身手了得，三五个人不是他对手。论学习，我和石接近，云靠后一点。但云的数学出奇的好。每次大考，云都微微的失落，但一到发数学试卷就精神百倍，他会在放学路上自告奋勇的给我讲解。

　　后来云喜欢上了打麻将，很快就让村里的大人小孩都不敢和他对决，似乎就是个天才。我和石知道他只是专心于此，专心加上数学的推演能力，当然厉害。那时流行中国象棋，他也是无人能敌。我相信他也许不是天才，但智商绝对很好。

　　云很能喝酒。暑假里，我们互助合作收割水稻，晚饭当然喝酒，父母看在我们劳累的份上，都会随我们喝，当然即使不劳累，也是允许喝酒的。我们喝的是老白干，浓度很高。最常喝的是我家酒厂自酿的小麦稻子酒，六十度以上，最高度数八十五。喝下去，真如火在喉咙里燃烧，到肚子里，还要烧一阵子。酒能够把火水相容在一起，真是神奇。那时喝酒不兴杯子，一桌人共用一个酒碗，满满的斟上，轮流的转着喝。酒量大的大口喝，酒量小的就小口喝，不兴劝酒，真是人性化的饮酒方式。云用大碗来喝，曾经一口喝干一大碗，至少有一斤。然后醉眼朦胧的说，喝酒就得耿直，才够得着朋友。然后就拉着石要比武，石当然不会在这个时候和他比。

　　云没有考上高中，在家里闲着时，他报了成人自考。邮回来一大堆的书籍，也没见他怎么读，倒是让我狠狠地过了一把瘾。

　　我读高一的那个冬天下了一场很大的雪，据老人说二十年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午休的时候，我寂寞的趴在栏杆上看白茫茫的雪花，云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校园的水泥路上。他是专门来道别的，他要到新疆去。他大哥在克拉玛依给他找了一份工作，当警察，大约是临时工。春节的时候他来了封信，说那里的社会情况很不好，逢年过节时几乎所有的警力都要出动，还是乱。

　　石喜欢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起来跑步练拳。他常常是迈着很独特的步子轻盈的在操场或者小路上飞奔，颇象《断魂枪》里孙老者的步子“胳臂不大动；左脚往前迈，右脚随着拉上来，一步步的向前拉扯”。一次练拳后，他把手表忘在操场，丢了。这是他们家很宝贵的一笔财产，他的粗暴的老父亲一定会大发雷霆咆哮着挥动老拳。那个干瘦的老头即使是在病中也不会放弃吼叫。我很担心同学的危险，就把自己的手表从腕上抹下来，送给他，让他在家戴时只露出表带，就不会让他父亲怀疑了，而我的父母一直没有注意到我的变化，直到一天，我的爸爸轻轻的说你把手表拿给我看看。爸爸告诉我，石的父亲来找他，说我用汉中牌手表把石的上海牌给换了，要给换回去。老头子其实是个很不错的人，待人热情，有威望，就是脾气爆。

　　后来是妈妈把她手上的表给我戴上，也是汉中牌，妈妈后来一直没有买过表。那快表，陪伴我读初中、高中、大学，大学毕业我回到母校工作时也一直戴着它，表壳裂了好多次我也更换了好多次。睡觉的时候我喜欢把它放在枕边，听着它的滴答声我能很快入睡。后来我应聘到城里的学校，买了手机，就很少戴表了，我把它放在抽屉里，常常拿出来看看，看见它，想流泪。

　　那时的中考志愿分为三个档次：重高、普高、职高，我中考只比石多一分，然而就是那一分把我们隔在了两类学校，分数真的很残酷。他很努力的学习，但是家境困难，最后他很遗憾的放弃了高考，在临近高考的时候。他没有领取毕业证，因为领证要交六百元钱。

　　石和村里人一起外出打工。先是在建筑工地搭脚手架，十几层的高楼，他能徒手搭起架子，让我想想都背皮发麻。后来他又贴外墙瓷砖，学得快，贴得好。都是高空作业，他已经习惯了，他胆色过人，这和小时候练武术体格强健有很大的关系。

　　石现在自己带了十几个人在杭州打拼，是个小包工头了，可是常常会遇到对方拖欠工钱。去年年前，他打电话说快过年了，工地还没有结帐，工人的工资又不能不发，希望我支援他度过年关。他一个人在千里之外过年，不知道是怎么过的。

　　石和我打电话很少谈及过去，偶尔说到云。我们都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过得怎么样，石说他似乎参加过传销；好像结了婚，还有个孩子……

　　一品书屋有句广告词：“一个人读书惠及家庭，一代人读书惠及民族。”读书，几乎就是寒门子弟奋斗的唯一途径。中央电视台教育频道有句广告词：“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我只不过是上了个大学，现在却可以坐在城市的某个角落用电脑写作。我一直在想，这样的机会为什么只属于我，而我的朋友却如此艰难！

　　突然造访的川大来客，为我打开这段尘封的往事。也许，他现在是十几年前的我；但愿，我不是十几年后的他。 2006-8-3